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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已故平民大律师郑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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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从电视荧屏上知道郑传本的。那是1987年11月上海发生的首例持枪抢劫银行案,他在法庭上为重大盗枪抢劫犯于双戈的女友、犯有包庇罪的蒋佩玲作辩护。荧屏上的这位律师平头方脸、声音宏亮,我被他敏捷、机智的思维,口若悬河的雄辩深深吸引、折服不已。1991年7月1日,又看到了上海电视台制作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人物专题片《郑传本律师》,更加深了对他的印象。

  未料十多年后,我有缘采访了这位大律师。握手寒暄之际,我惊叹眼前的郑传本,一如当年那般相貌堂堂、光彩照人,除了头发明显花白、额上多了几条皱纹外,从他敏捷的思维、宏亮的声音、直爽的性格里,还是能感受到他就是当年那个仗义执言、机智善辩的郑传本。

  坐在郑律师书房里,与其一开谈他就显示了清澈见底的豪爽性格。他毫不避讳地开门见山道:“我没有什么文凭,只读了三年书,是个大风大雨里满街跑的报童出身。”

  望着两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橱里,多是中国经典古籍和大部头的理论书籍,我感到了自学的力量。更从他在这半个世纪来先后干了20年公安工作、当过7年法官和从事23年律师生涯,成了沪上知名一级大律师的过程中,加深了我对“实践出真知”这一道理的理解。难怪有人说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一个不可思议,更不可捉摸的人”,其原因大半缘于此。

一个没有文凭、报童出身大律师

  有人问一位来讲学的美国律师:“如你在办案中发现检察官还没有掌握,但对你的委托人不利的证据怎么办?”

  美国律师毫不犹豫的回答:“我不会发现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律师,他们忠于的是自己的主顾,或曰钱。而郑律师忠于的是事实,是法律,是无辜者的合法利益。

  盛夏的一天,郑传本律师正在办公室埋头看卷,隐约听到楼下似有苦苦哀求的声音,他心里一颤,悄悄地来到了楼下,只见一位衣衫褴褛、神色憔悴、头发花白的农妇在对门卫倾诉:“我的命苦啊!老天爷怎么不长眼,生了这样一个逆子,他要掐死他爹,我气得打了他一棍,想不到把他打死了。求求你让我进去请律师。”

  老太叫葛月蟾,见了大律师哭哭啼啼地述说完自己不幸的遭遇后,颤颤巍巍地摸索出身上仅有的10元钱欲聘郑律师,接待的同志不屑一顾地让她收回去,但郑传本却严肃地说,“先把案子收下来,没有钱也不要紧,请地区出个证明,我免费为他们夫妻俩辩护。”

  是的,他们不知道郑传本心里有着深深的平民情结。1933年,郑传本出生在上海杨浦区的贫民窟“八棣头”。他是郑家的第十二个孩子,因家贫如洗,为了生存母亲无奈给人当奶妈,可怜的一点奶水只能给富家子弟喂养,更无钱为孩子抓药治病,一大帮孩子如草原上自生自灭的野草随其生长,结果被死神夺走了九条生命。当郑传本呱呱坠地时,已被生活折磨得身心疲惫的母亲狠狠心准备将他溺死。幸亏那位帮忙接生的邻居老太一把抢过啼哭不止的婴儿心疼地说 :“是个男小囡,还是养养看吧。”郑家前面几个男孩,名字中间都带个“发”字,企望他们将来能发财,但财未发却大都早离人世。老太实惠地劝道:“别盼望他发财了,长大了能传个本就谢天谢地了。”

  于是,这个老妇人的一句劝慰话,把一个男小孩连同“郑传本”的名字一起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小传本自记事起就为邻居都叫父亲“大写”而自豪。他想在写字间里谋差的人或许都叫“小写”,而父亲却是“大写”,大比小好。但当他懂事后才知“大写”原来是拿着扫帚在车间扫地的清洁工。仅靠清洁工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母亲只好到大户人家去当奶妈权作补贴。虽然苦不堪言,但宁波人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只要孩子饿不死,都总想送进学堂里念书。由于家贫如洗郑传本断断续续念了三年书就辍学了。从十三岁起小传本就开始到社会大学去谋生,他捡过炉渣,当过小贩,学过铜匠,后来又当了一个“大风大雨里满街跑”的报童。

  直到穿草鞋的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踏进上海滩后,在一家工厂里当学徒的郑传本才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被选入公安局当侦查员,之后又被调入法院当法官和副庭长,这一切都是共产党、解放军给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就是母亲,郑传本对此有着深入骨髓的体会和理解。

  当贫困潦倒的葛月蟾慕名求到郑传本时,尽管手里已有许多大案,郑律师却硬是挤出时间,全力以赴地为老太辩护,郑律师情真意切的辩护词犹如精彩绝伦的演讲词,说得旁听者泪花闪闪,唏嘘不已。

  葛月蟾夫妇家境贫困,但他们勤奋劳动、省吃俭用维持着这个子女众多的家,未料家里出了个逆子,他在外无恶不作,在家也是逞凶称霸,父母弟妹都怕他远离三尺,邻居也摇头叹息惧而远之。发案那天,他又咆哮着砸坏了家里的各种家具,还动手打人,扬言要杀人,父母和弟妹吓得躲到阁楼上避难,饿了只能用绳子系住篮子,求邻居将大饼放在篮里吊上来充饥。半夜时分,逆子突然冲上阁楼猛地掐着老父的脖子,老母亲狂叫“救命!”但他充耳不闻,眼看老伴将要一命呜呼,老母忍无可忍顺手操起一根木棍砸将上去,将其当场打倒不能动弹。为安抚其他子女恐其“醒”来杀人的畏怕心理,老夫妇用绳子套上他脖子勒住好让其他子女放心。之后来到派出所报案自首。检察院以“防卫过当”提出起诉,但郑律师认真地阅读了卷宗,从法医的鉴定中得知当初一棍子已将逆子打死,之后的勒绳都是多余动作。他为老夫妇辩护时,强调了老妇人是为了救丈夫的命持棍将逆子猛击致死,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至于后来再用绳勒颈,与逆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最多属于正当防卫后的“失当”行为。

  法官们被郑律师有理有据精彩动情的辩护所折服,最终分别判处这两位老人缓刑和免于处分。

“不惟上,不惟名,只惟实”

  郑律师辩护的宗旨是“不惟上,不惟名,只惟实”。这九个字说起来容易,但对一个律师来说要真正做到谈何容易!

   1984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侦破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起诉书认定:八名被告通过预谋,阴谋武装劫持万吨远洋货轮外逃投敌。为实现这一反革命目的,他们组成了劫船外逃的反革命集团,经多方刺探海关情况,了解航海知识,密谋盗窃枪支和试制枪支,并制订了上船后打开武器库夺取枪支,强迫全体船员集中以及杀死船长、政委和反抗船员的计划,显然是一起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重大反革命案。

  该案起诉后,八名被告均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第二律师事务所指定郑传本律师担任此案第六被告徐汉勇辩护人。郑律师接案后首先认真阅卷。曾干过20年公安侦查工作经验丰富的郑律师看出了卷宗里的破绽,为慎重起见,他在会见徐汉勇时,向他作了详细询问,心里有了底,认为徐的行为并不构成反革命罪。并深信自己的发现和直觉是对的。但真正为反革命案作无罪辩护是要冒风险的。郑律师犹豫再三,想起了当年他搞侦查工作期间,破获了一起海外派遣入境的敌“中央情报局”上海行动组长孙某的重大特务案件,因孙对特务营垒情况甚为熟悉,常能提供一些敌情线索,有利于我们扩大战果,故在对孙判处死刑时,郑传本下意识地讲了一句“像这样的‘活辞典’马上杀了太可惜”的话,结果被视为“同情特务,丧失立场”,批判帮助了一阵,最后还作了“严重右倾”的组织结论,险些被发配到“太浦河”劳动锻炼。往事不堪回首,他想到了各种结果,心里曾经有点怕。但他反复重温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贯彻的实事求是政治路线,相信这种历史悲剧在中国不会再重演。于是,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起来,到写字台前认真起草了辩护提纲。

  郑大律师虽有他的豪爽胆略和独到见解,但他对处理这类重大问题向来是十分谨慎的。他在出庭前,曾把自己作无罪辩护的构想,向时任市司法局主管律师业务的王文正局长作了口头汇报。王局长听罢表示赞同、支持他的基本观点。

  这样,开庭审理时,郑律师在细心听完了徐汉勇的当庭陈述后,运用其长期积累总结的“律师正确的法庭提问,是开展有效辩护的重要铺垫”这条基本经验,施展了他的辩护技巧。

  郑律师首先朗声提问:“你与陈胶东是什么关系,各在船上担任何职?”

  徐汉勇面无表情地答道:“我在远洋轮上当三副,陈胶东是船上的报务员,平时年岁相当,关系很好。”

  郑律师又问 :“你怎么会向陈胶东如此详细地介绍航海中的‘操舵’、‘定位’、‘改向’以及船经台湾海峡‘静默区’的经纬度的专业知识?”

  徐汉勇答道:“陈胶东原是铜川号万吨轮的报务员。曾听说他想改行或者要考报务主任。这样就需要更多的航海知识,我是作为应朋友之邀,回答了他所要了解的有关航海的业务知识问题。当时认为随便聊聊,是很平常的事情。”

  郑律师问:“那么,后来陈已十分明确的告诉你,他是为了‘劫船’到台湾的需要,并动员你参加他们的行列,你是怎么想的?”

  徐汉勇答:“我认为他是吹牛皮,哪有把干这样反革命劫船的事告诉别人听的。”

  郑律师问:“现在已经证明,陈胶东对你讲的明明是真话,不是吹牛皮,你凭什么说他是吹牛皮呢?”

  徐汉勇答:“当时我认为他‘吹牛’是很有道理的。 一是平时相互了解,他有‘吹牛’的习惯,甚至‘说大话也不怕牙齿痛’的;二是他是高干子弟,父亲跟党‘打天下’,儿子怎会‘败江山 ’ ;第三船上的报务员本是政治可靠的机要员,加上他父亲的背景,他是船上的‘红人’,船长、政委也是买他几分账的,怎么会做反革命 ?另外他家里住的是花园洋房,加上夫妻关系很好,最近又生了个胖小子,不像我们是住房困难户,或许还有点不满情绪。他从个人到家庭算得‘称心如意’,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真的劫船做反革命……”

  随着徐汉勇滔滔不绝的回答,不时可以看见审判台上的法官和旁听席里的听众,有人微微点头,似乎表露出“可以理解”之意。但是,郑大律师并未到此结束。他继续对徐汉勇发问。

  郑律师问:“不管怎么说,陈胶东既然已经明确透露了劫船意图,并且还要动员你参加,不管是真是假,你向党支部或保卫科汇报一下,不就没有你的事了吗?”

  徐汉勇顿时涨红着脸,急切地说 :“这哪能行呢?如果组织一查,传出去,今后还有什么人肯同我接近?还有什么朋友敢跟我讲话?不是要在熟人中留下一个‘这小子,连玩笑也开不起,什么都要向领导报告’的臭名吗?”

  徐汉勇这段既一本正经却又相当诙谐的答话,不禁引起庭内不少旁听者会心的微笑。

  郑律师看到发问效果已经达到,见好就收,结束了他的法庭提问。等到法庭辩论阶段,他稳扎稳打地站起来声音宏亮地说:

  ……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汉勇,是在本案主犯陈胶东向徐汉勇“说明劫船去台的计划,动员徐汉勇参加”后,徐汉勇向陈胶东“传授操舵、定位、改方向法,提供了经过台湾海峡‘静默区’的经纬度等情况的,”但根据案卷内所有的证据和庭审查明的事实,情况恰恰与之相反。

  郑律师读着读着干脆扔掉辩护书,侃侃而谈:

  事实却是徐汉勇在不明陈胶东的劫船犯意情况下,作为应朋友讨教而向陈胶东介绍上述一般航海知识的。起诉书据此指控徐汉勇“敌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帮助被告陈胶东等劫持船只投敌,是本案从犯”显然不符客观事实,被告人徐汉勇的行为明显不构成犯罪。为此,提请法庭依法宣告徐汉勇无罪,予以释放,其主要理由是:

  一、被告徐汉勇在主观上没有共同犯罪故意。根据刑法原理和司法实践,反革命罪只有直接故意才能构成。而被告人徐汉勇却没有这种故意。业已查明的事实是: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徐应邀去陈家后,根据陈胶东所提要求,逐一回答了有关航海知识,但当时并不了解陈有劫船意图,只以为陈为了要“改行”或考“报务主任”的业务需要,出于朋友交情,才向陈作如上介绍的。至于陈劫船去台的意图,是在谈话结束时才透露的,此后再未向陈提供任何这方面的情况,更未表示愿意共同参与劫船犯罪。

  二、被告徐汉勇在客观上虽然向陈胶东提供了一些为陈劫船所需的航海知识,但已如前述,徐是在不明陈的犯意的情况下讲的,不能以此认定犯罪。纵然,陈后来向徐透露过劫船意图,但因徐知陈素有吹牛说大话情况,并鉴于对陈胶东是高干子弟,又是共产党员,平时为人和夫妻感情等一般情况的了解,加上缺乏应有的政治警惕性,误认为陈在“吹牛开玩笑”,并不介意。这是他判断上的错误,判断错误是认识上的过失,过失不能构成反革命罪。对这种鉴于判断的过错,给予必要批评,使之吸取教训,提高政治警惕,增强敌情观念,是完全必要的,但以此认定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反革命“共同犯罪”,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这样做,必然导致罪与非罪的混淆。

  三、被告徐汉勇的上述过错行为,在我公安机关今年三月十二日对徐传唤、首次询问时,已经作了如实交代,以后又作了详细书面陈述,而且也为陈胶东的口供所证实,因此是可信无疑的。据此,被告徐汉勇的上述行为,显然不具备反革命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更何况,本案主犯陈胶东、白四海等人于今年三月八日在陈胶东家开会布置上船后的行动计划时,不但没有让徐参加,而且根本没有将徐列入分工行动的计划,由此足以证明徐汉勇确实不是本案共犯。

  因此,依法应该宣告被告人徐汉勇无罪。

  休庭后,人们议论纷纷,都对郑律师在法庭上的发问技巧和精妙绝伦的辩护赞不绝口。最后,审判长对全案八名被告的宣判结果是两名判处死刑,一名判处死缓,一名被判无期徒刑,四名判处有期徒刑,唯独对第六被告徐汉勇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教师不认真教书要误人子弟;律师不认真办案会误人终身”

  熟悉郑律师的人都说他不但敢辩,而且善辩,其之所以善辩皆缘于丰富的办案经验、敏锐的眼光和踏实认真的作风。恪守着“教师不认真教书,要误人子弟 ;律师不认真办案 , 会误人终身”的职业准则,他每办一案都仔细阅卷思考、四处奔波、深入调查、细心请教、反复模拟事发过程,心细如发地捕捉蛛丝马迹、决不轻易放过每一个细节。

  那年夏天,郑传本律师接到了黄浦区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案,他首先认真地阅卷。起诉书称:被告人胡一萍,女,19岁,是上海公交四场售票员。6月3日晚,她负责71路公交车后门售票,9时许汽车由西向东抵达延安东路成都路车站时,胡一萍未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做好安全招呼工作,也未注意中门有否乘客候车。当车停后,只注意答复后门下车乘客的问询,未留意中门 有人上车,就按铃示意驾驶员起步致使乘客侍重超右脚被中门夹住。当胡一萍回头看到中门有人时,仍犹豫不决,不采取紧急措施,致使侍重超从中门跌下被车右后轮挤压致死。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第一一三条第二款,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特提起公诉,请依法予以判处。

  因该案死者是我国派往非洲国家回沪休假的援外工程师,所以事故发生后,时任外交部部长黄华曾给其家属发来唁电,故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对此案格外重视,加之公交公司已在民事上认可了对事故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因而更增加了律师对此刑事案件辩护的难度。

  郑律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接到了案件,而且受害人尸体已经火化,现场不复存在。事故发生于瞬间之间,鉴别被告人有无责任的时间概念仅能以“秒”计算。而且还涉及到车速、轮转、车门的气泵压力和机械作用原理等诸多技术性难题。这对于以法律为专业的律师,且只有念过三年书的郑传本来说,要进行有效的辩护委实不易,办案中会遇到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倘若他按照常规顺驴下坡走过场也未尚不可,但出于一名律师的良心和责任感,郑传本在庭前作了大量繁杂而又细致的调查研究,做到了心中有数,胜券在握。

  郑律师阅卷时,仔细查看了卷内几张作为证据使用的死者尸体照片,蓦地发现在死者右小腿踝骨上有几处表皮轻微挫伤痕迹,但都呈“单面”伤痕,这就与被车门夹住应留“双面”对称痕迹不相符合。可以想象,几张六寸大小的照片,死者的小腿在照片上所占长度不足一寸,故小腿可见的轻微伤痕几乎只有芝麻般细小隐约其间,若不反复细致查看,或留心思索,就非常容易忽略过去。公安局和检察院的承办人都经过手,两道关口没有把住,就是缘于疏忽了这细小的痕迹,但恰恰就是这个细微之处被郑律师敏锐地抓住了,他紧紧抓住这一蛛丝马迹,顺藤下去,紧追不放,又补充搜集到了新的证人证言。为其在法庭上的有效辩护,抓到了一个重要关节。

  郑律师还带着疑问四处求教,为了有力地印证自己的推断,郑传本对于不熟悉的技术问题,先后走访了上海客车制造厂和有关公交人员,虚心向内行请教,不懂就问,边干边学。最后弄清了以起步车速为每小时5公里推算,被告从听到车外呼喊“出事”的叫声,到紧急打铃,传给前门售票员,再打铃向驾驶员传递停车信息,直至刹车停住为止,总共不足5-6秒时间,证明被告发现车外动静后是迅即采取措施示意停车的。郑律师正是抓住了车辆从启动到刹住,车轮总共只转动6.45平方米距离这一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从而推倒了“仍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虚拟指控。

  为了使自己的疑问判断和技术推算得到实践的印证,郑律师又亲自到汽车公司去模拟试验,几次模拟的结论与自己的推理完全吻合。从而有力地证明死者是在中门已经关闭,车辆已经启动的当儿,突然赶来攀门欲上,结果坠车摔下的结论,最后推翻了整个案件。

  根据自己的大量调查研究、取证核实以后,郑传本依据这些充分有力的素材,写了一份力透纸背的辩护词,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辞后,又建议合议庭按原车原驾驶员原售票员,在大致相仿的时间,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法官采纳了他的建议,经法官多人次地用自己的小腿反复伸入该车中门模拟试夹,最后无可辩驳地得出一致的结论:死者右脚被门“夹住”之说不能成立。

  11月18日,法庭庄严宣告:胡一萍无罪。

  检察院不服提起抗诉,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开庭,认真审核后,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此案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还无辜者以清白,更是为律师办案与莘莘学子学习提供了典型的范例。他的辩护词被诸多刊物转载,还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华东政法学院编入 《刑事证据理论研究综述》 和 《法律文书选析》 等书中,成为复旦、同济、上师大、华政等法律系的教材。

屡试屡胜的“现场再现法”

  1998年的夏天,一位钱姓女大学生空手从屈臣氏超市出来,经过防盗装置时,机器鸣叫不止,保安上去拦住了她 问:“你拿了什么东西没有付钱?”女大学生一脸的茫然,摊开双手道:“我什么也没有拿?”面对机器鸣叫,保安绝不相信她的话,将她拖到地下室的一个小办公室里,提出要搜身检查。姑娘迫于无奈,忍辱受查,结果一无所获。受了侮辱的姑娘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于是她请某位律师写状告到法院要求屈臣氏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元。法院一审判屈臣氏败诉,赔偿25万元精神损失费。屈臣氏不服提出上诉,女大学生预感二审难度很大,便改聘郑大律师担任她的二审代理人。

  二审辩论时,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唇枪舌剑,难分是非。辩论至高潮时,郑律师使出奇招,征得法官的同意,他出人意料地让人搬上一具事先准备好的体态娇丽的塑制人体模特,将当天被搜身时姑娘所穿的T恤衫和米黄色薄长裤,穿到了人体模型身上。这一招对方万万没有想到,见多识广的记者和旁听者均为之耳目一新。大家好奇地观望着,郑律师却不忙着表演,当屈臣氏方面找来的几位证人对当天看到钱姑娘解开裤口还是拉开裤子拉链这一情节作证,发生前后不一致时,郑律师便指着人体模特说:“看钱姑娘拉开的是拉链,而不是裤口,有裤为证。”双方纠缠不清的问题,在模特身上一目了然。

  当被告方说 :“钱姑娘腰右侧探测器探得磁性物品怎么解释?”

  郑律师指着人体模特道:“她身穿如此薄的裤子,里面能藏什么东西?如果人家碰巧这部位动过手术而留下什么磁性物品,管你什么事,为什么一定要你检查?”

  这时人体模特虽不会开口说话,却是此地无声胜有声。

  辩论的焦点又转到了钱姑娘是否自愿的问题上。被告方一再强调:“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钱姑娘是积极配合保安人员查清为什么防盗器会鸣叫的,裤子也是她为表清白自愿解开的。”以此否定对她侵权。

  郑律师指着人体模特激愤地反驳说:“你们想想,这么一个年轻文弱的姑娘,她怎么可能自愿解开裤子让人检查,能有这个道理吗?”

  此时法庭上的人体模特,又简直成了一座深受委屈的少女雕像,虽不能开口申冤,但她却成了最好的辩护。

  更令人叹服的是,郑律师为了获取更加有力的材料,在法庭上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他于1998年12月31日下午3点57分,带了助手吴静静律师到屈臣氏超市四川北路店试“偷”了几小盒“邦迪”创可贴,当他大摇大摆地走过超市防盗装置时,机器却哑巴了。他折返回去对超市收银员 说:“我手上的‘邦迪’没付帐,请她收下2元6角,并让她开出发票。细心的郑律师没有马上离去,而是观察出来的人,突然发现两个青年人手里拿着一瓶洗发水走出来,此刻,防盗器也“装聋作哑”,没有鸣叫报警。

  他马上过去问他们:“请问你们付钱了吗?”

  对方回答:“没有,因为找不到收银台。”

  郑律师带他们来到收银台,年轻人付款后,郑律师又留下发票为证。

  在法庭上,郑律师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以证明屈臣氏的防盗装置是有缺陷的,不可靠的。

  但对方律师马上辩解:“出了这事后,屈臣氏公司早于12月初就停用了这套防盗器,因为停用,机器自然不响,不是不可靠。”

  旁听者都以为郑律师这下取证徒劳了,而且发出了笑声,未料郑律师一脸沉着地说:“我当过侦查员,知道取证要全面,当机器两次没有鸣响时,我并没有得出结论,而是叫我的助手偷偷地从货架上拿了同样的一瓶洗发水,可是这回经过防盗器时,机器却突然尖叫了起来。据此足以说明这套机器根本没有停用,而是时常失灵,才出现该叫时不叫,不该叫时乱叫 的怪现象。 ”

  法庭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

  最后,法官判决屈臣氏对钱姑娘构成人格侵害,赔偿女大学生1万元精神损失费。

  对这位大名鼎鼎的郑律师,常常有人把他比作一把丈量人间是非的法律尺子;也有人将其喻为衡量公正的天平。然而,他说,作为律师在法律上并不具有裁量的功能,他只把自己比作一枚小小的砝码跳将上去,能影响法律天平保持平衡,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就实现了砝码的价值。据笔者所知,这些年来,仅在刑事辩护工作中,就有20余名被告人经他辩护宣告无罪。这,就是这枚砝码的价值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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